金融企业高管限薪风波

金融企业高管限薪风波

从华尔街到法兰克福,从伦敦到还相对封闭的国内,金融行业高管的声誉和形象降到有史以来的最低点,过去在公众心目中,金领阶层的他们衣冠楚楚,收入优渥,骨子里带着“我主宰世界”的自负;现在大众投给他们的视线里写满了“贪婪”、“可耻”、“道德败坏”、“骗子”,他们灰头土脸,成了过街老鼠。

愤怒的火山

有媒体曝光, 国泰君安2008年薪酬费用达32亿元,人均100万元。在2008年大盘跌去60%、众多投资者血本无归、欲哭无泪的背景下,该文一出,国人一片哗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稍后,新浪财经对其他券商公布的数据进行人均测算显示:“招商证券15.48亿元的应付职工薪酬为例,根据公开信息,该公司有员工1200人,如果按照人均计算薪酬,也高达129万。”

随后财政部办公厅向各家金融类国企派发《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个酝酿大半年的意见稿中建议企业负责人年薪由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组成。粗略测算,年薪上限为280万元(税前)。

那边厢,大洋彼岸,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企业员工获得了总额高达184亿美元的分红,相当于2004年金融业鼎盛期的水平。正准备为美国经济“大输血”的奥巴马总统终于怒了,拍案而起,公开抨击华尔街金融高管“可耻”和“极端不负责任”。

一时间,英国、法国、德国等等纷纷对金融行业高管口诛笔伐,“劫贫济富”、“骗子”、“蛀虫”、“贪官”、“吸血鬼”,群起而攻之,全世界的愤怒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2月23日,新浪网上“你怎么看待中国金融业高管的高薪”的调查中,认为“可耻”的高达88.6%,共有106609票;认为“不好说”的占6.0%;认为“应当的”占5.4%。 

国泰君安“薪酬门”事件引发的冲击可能令公司领导人料想不到,因为百万元相对于近两年金融企业高管频频出现的千万级天价薪酬来说并不扎眼,但国人对此类事件的愤怒已经处于承受力的临界状态,因此 国泰君安薪酬门事件不幸成了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去年4月中国平安年报显示,董事长马明哲2007年收入6600万元,公司高管收入4000万以上级别3人,1000万以上3人,另有一位收入950万。2007年,深发展董事长纽曼以2285万元成为银行业中最贵的打工皇帝,薪酬约是深发展2007年净利润26.5亿元的0.9%。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2007年收入1748万,行长王氵彤世1000万。这一年的这些惊人数字,都是在前一年的高额收入的基础上大幅飙升而来。 

与此同时,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前3季度,我国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平均报酬为20576元。根据数据粗略推算,2008年全年,我国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年收入约为27500元;2008年,北京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年薪大约为52000元左右;上海大约为55000元左右;广东省大约为40000元。 

民意的力量 

巨额纳税人的钱用于救援华尔街闯下的大祸,同时,这些金融企业的高管们依然认为自己是世界的精英和主宰,有权利享受高额分红。 

曾位列美国五大投行之一的美林证券去年全年亏损270亿美元,其中仅第四季度就亏损了150亿美元。但据《纽约时报》披露,在美林被美国银行并购前,美林高管于去年12月仓促瓜分了40多亿美元的“红利”; 

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肯尼思·刘易斯2007年薪酬收入高达2000万美元,2008年也挣了575万美元; 

2007年12月才成为花旗集团总裁的维克拉姆·潘迪特当年从花旗获得310万美元薪酬…… 

面对这些报道,美国公众波涛汹涌的愤怒喷涌而出:难道我们在花钱救助一些超级大富翁吗?“我们现在正在‘杀贫济富’。” 

奥巴马拍案而起的愤怒在于:“如果你在接受纳税人的帮助,你就有责任不过奢华生活。” 

美国新总统奥巴马 2月4日宣布,得到政府资金救助的美国金融公司高管工资将受限制,最高年薪不得超过50万美元,同时还要对这些高管进行多项审查。 

在全球范围内,多国政府也已向接受政府援助和造成巨额亏损的企业高管们要求减薪。英国首相布朗 2月9日表示,必须扫除金融业高管拿高薪的“传统”,他的这一态度得到了内阁多数成员的一致赞成。 

中国同样如此。其实,早在去年5月份,中组部就指示要对国有控股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管理进行规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等部委对中央控股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情况进行了讨论、研究。 

2008年12月,保监会要求其直属的5家国有保险公司坚决防止发放过高薪酬。同月,银监会相关人士也称银行业高管降薪是大趋势,并委婉建议2008年国有商业银行高管年薪参考国资委此前为央企定下的150万元上限。

 反对限薪的声音

 国泰君安薪酬门事件之后,上海市国资委及市金融工委立即召开专门会议,主要讨论国泰君安巨额薪酬在社会各界产生的影响。 

其实上海市金融工委早就实行规定,金融行业国企老总年薪不得超过百万。在2007年的火爆行情中,证券公司的一些员工收入高达几百万,这些老总也不无怨言。 

北京一家证监会直辖的证券公司老总告诉记者,财政部紧随其后,效仿上海早就实行的规定,对所有金融机构的高管限薪100万。他说,“我们原来定的是200万,估计不行,还得降到100万。” 

限薪顺应民意,但是并非没有隐忧。最大的担忧就是会造成人才流失,降低企业竞争力。

在网友的一片骂声中,也有网友留言道:“天价薪酬的症结不是在于天价,而是是否为市场合理的薪酬标准。 国泰君安的高层拿个几百万没啥的。市场上,这样的人才就是这种标准。不给到那个数,人家为啥要继续呆在 国泰君安这样的国有企业,而不去外资?外资投行中刚毕业才两三年的小家伙们,一年都能拿100多万呢,外资投行中的保荐人都是每年几百万的身价。同样的人才,同样的能力,不愿意支付市场标准的薪酬,就留不住人才,到最后伤害的只会是国有企业本身……” 

北京正略钧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顾问杜艳华以唐骏为例,“唐骏去上海复星集团的‘合约期’薪酬为10亿元一次性付清的原始股,一个规模在300人左右的民营企业高管薪酬动辄百万,从这点看,如果国企高管能力符合岗位要求的话,千万的薪酬未必算高。” 

杜艳华认为:“在经济危机情况下,企业业务量下降,到底是应该裁员还是应该限薪呢?我想,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企业,他们的员工都可以在整个人才市场上流动,并且‘河边芦苇处处有,山中奇松无处寻’。” 

北京一家金融机构老总担心,限薪后人才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在央行从外地往总行调人,江浙一带的都不愿意进京,更多是东北、西北等地区的干部愿意到北京来。” 

知名经济学博士马红漫在其文章中透露,中投公司在全球招聘精英,但是来应聘的很多人在10万美元年薪前却步,“中投业绩不好,未始不与此相关”。 

杜艳华认为,“限薪后,可替代性强的人员往往更容易接受,继续保留在企业中,而一些可替代性弱、有多家猎头公司跟踪的人员,更倾向于另谋发展。‘危机’不仅会出现企业收购抄底、股市抄底,也会有人才抄底。” 

有不少质疑者表示,面对低薪,一些精英人士可能离职,或自立门户,或投奔外资机构及对冲基金——在那里,薪酬不会受到限制。此举必将打击管理层工作积极性,造成优秀人才流失,从而阻碍金融业尽快走出困境。 

中国式限薪 

有人认为,中国的金融业整体并没有受到此次金融危机太大的牵连,国人对金融行业高薪的抵触更是出于经济高速发展中出现的两极分化的怨愤。 

但是不能忘记的是,中国的银行业这几年的快速发展,业绩大幅提高,是建立在前几年推行上市前国家花了巨额代价买走的呆坏账的基础上的,因此公司业绩快速增张的功劳怎么能完全算在高管头上呢? 

不仅如此,银行业作为金融业中最为垄断、最受政策惠顾的行业,存贷款之间的差距,决定着它必然旱涝保收,业绩增长中,哪是由于政策性和垄断性因素,哪些是出于高管自身的决策和努力,谁也说不清楚。 

从2007年银行高管薪酬的情况来看,国有或国有控股银行中,工行董事长姜建清报酬总额税前179.5万元,行长杨凯生171.1万元,两位副行长在150万元。交行董事长蒋超良195.18万元,行长李军187.83万元。中行董事长肖钢税前合计167.5万元,行长李礼辉171.6万元,副行长李旱航165.7万元。 

股份制银行中,除了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税前报酬为963.1万元,中信银行行长陈小宪税前年薪为648.6万元外,其他股份制银行也还算“保守”。 

此次限薪,对象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但是天价高薪最耀眼的几个公司,民生、平安、深发展都不是国有控股公司,不在受限之列,而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的工资薪酬大部分没有达到280万元上限标准,因此舆论怀疑,限薪令会否成为一纸空文? 

除此以外,中国式限薪呈现出独有的复杂状态。比如,股份制金融企业是否也要被限? 

反对者认为,这些企业在发展中本来就更贴近市场,是从市场激烈竞争中发展起来的,不像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那样在发展中得到很多政府支持,限薪不合理。 

支持方认为,“虽然他们也许没有得到很多政府支持,但是他们出了事国家管不管?肯定要管。这就隐含着国家信用担保,当然要限。” 

按照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说法,银行是一个喜爱风险的行业,但却作为公共事业得到保障,没有哪个行业在将利润私有化、将损失公有化方面可以与银行相比。金融是唯一能拖垮整个经济的行业,其外部性决定了“大而不能倒”,正因为此,金融机构的高管才有胆量频频冒险豪赌。 

券商是跟市场行情波动关系最密切的公司,存在着丰年补歉的实际情况。 

2001-2004年长达4年的熊市行情中,许多券商工作人员的工资在5000元以下,两三千的不在少数,不少人纷纷跳槽到其他行业。 

“熊市中自营和资产管理业务能不赔钱就不错了;那时候每天的交易量能够上百亿就算是天量,经纪业务部门再怎么努力,也没法和现在每天交易量经常上千亿的收入比;至于投行部门,比如从去年开始IPO暂停了,他们的收入波动也非常大。” 

但是,2008年大盘下跌60%,券商自营和资产管理业务不赔钱就可在业绩榜上排名前列,投行业务半年没有IPO,“不赚钱,凭什么发高薪?”一位券商内部人士也这么说。 

最后,国有或者国有控股型企业高管虽然看上去薪酬不高,但是是否存在着资源性收入? 

中石化前任总裁陈同海,在青岛建设一个项目,就利用这个项目赚进巨额收入。中国平安是香港上市公司,文跃然相对更相信境外上市公司的监管,因此不同体制间的差距不可一概而论。 

在这些一团乱麻的争论中,文跃然说,关键的问题是,薪酬问题本来就没有一个制度标准。 

什么是好的薪酬制度? 

2006年4月,美国劳工联盟成员曾租用一架直升飞机参加辉瑞公司的年会,飞机上的巨大横幅上写道:“汉克,退回你的高薪”,以此来指责辉瑞CEO汉克·麦金内尔的高额退休金计划。 

高管天价高薪矛盾问题,在国外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兹在他那本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写道,“有些执行官的年收入令人咋舌,有时一年达到数千万美元。这种高工资的支持者指出,高层执行官所作的决策是对企业的,他们应当由于明智地作出了这些决策而得到某种报偿。许多高层执行官的收入是以股票期权的形式获得的。因此,他们的高收入就部分地取决于公司股票是否表现良好,这就为高层执行官提供了为股东利益着想的机制。” 

“然而,在过去几年中,对高层执行官过高的工资的批评越来越多。下面就是一些主要的批评意见:1.高层执行官的收入不成比例地增长。例如,1974年,典型的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是制造业工人平均收入的35倍,而在90年代早期,这一数字是120倍。2.高层执行官的收入远远超过外国公司的高层执行官所付的工资。在日本,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是工人平均收入的20倍;在英国,是35倍;美国与这些国家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是这些差距并不反应生产率的差别。3.高层执行官的报酬并没有提供一种真正的激励,因为即使公司经营得很糟糕,报酬也往往会上涨。例如,在1990年的衰退期间,美国公司的平均利润下降了7%,但是高层执行官的收入却上升了7%。” 

在这本书中,斯蒂格利兹列举了几家薪酬达到几千万美元的公司高管名字。15年过去了,到此次金融危机,华尔街一些人数亿美元的年收入显示天价高薪问题愈演愈烈。 

什么是好的薪酬制度,文跃然觉得,应该引导大家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而不仅仅是情绪化的宣泄。 

股东倾向于激励经理按照使他们的股票价值最大化方式行事,但是股东的利益显然并不是完全与经理人的利益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激励问题就称为委托-代理问题。 

年薪制很早以前在发达国家广泛应用,一般作为高层管理人员使用的薪资方式,是一种“完全责任制”薪资。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看,年薪制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措施,对提升绩效有很大作用。年薪制突破了薪资机构的常规,对高层管理人员来说,年薪制代表身份和地位,能够促进人才的建设,也可以提高年薪者的积极性。年薪制对国企普遍存在的“59岁现象”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年薪制中,高管的收入一般分成几部分,基本收入+绩效工资+股票/期权激励,其中基本收入占比比较小,绩效又分为针对年度业绩的绩效和针对任期的绩效,股票和期权中部分就是绩效工资。马明哲2007年度创纪录的6600万收入中,其实基本年薪不过几百万,大部分收入是他的股票激励第一次兑现,加上当时市场高涨,因此兑现出天价收入。 

整个世界的激励机制都像华尔街看齐,但是华尔街的轰然倒塌说明不能盲目学习外国。 

年薪制虽有诸多优点,但也有弊端。体现为:第一,高级管理人员年薪最高多少、最低多少为合理,无客观标准。我国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与美、英发达国家不能攀比。就是在国内,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甚至同一地区,但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间造成企业效益差距的非经营性因素也很多,因而也不具备太大的参照性。 

第二,建立企业家职业市场和利益风险机制是推行年薪制的基本条件。在企业家职业市场化条件下,企业高层经理人才的收录、登记、评价、推荐和跟踪考察工作,由权威的社会中介组织负责。年薪制的普遍推行需要企业内部和外部条件相配合。因此,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的任命制,也是公众质疑这些拿着高薪的金融企业高管的一个原因。 

许多专家提出,在一个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应当在10-12倍之间,但是德鲁克就提出50倍是合理的。而美国华尔街拿到天价薪酬的这些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差距显然要以百倍计算。 

文跃然说,我国现在的一些制度规定采用10-12倍,说明这是大家普遍能够接受的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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